蒋公介石（十八）： 兄弟御辱

事变当天，张学良前来见蒋。蒋质问他对兵变的态度，张谎称事先不知情。

蒋说：“尔既不知情，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，则此事尚可收拾。”张却要蒋介石答应他的条件，方能放人。

蒋当即义正言辞谴责张的叛徒行为，要他“应即将余枪杀，此外无其他可言也”。张竟用“交人民公断”威胁。

蒋愤怒已极：“余身可死，头可断，肢体可残戮，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。”蒋要张学良选择：立即释放或当场枪毙。张学良一时无所措手足。

“直至第三日，他（张学良）才含糊其词，半劝半求说出他们所共同议决的八项条件，并说只要我应允签一个字，他就立刻亲自送我回京。我乃对他说，无论你说得任何动听的请求，在你西安劫持威胁之下，绝无商讨余地。“

”但是我也知道，即使张等有悔悟之意，而其主谋之匪，必认为千载一时的良机，也就是他匪党的一个生死关头，非迫我接受他的条件，即必制我的死命。我在此时，只有下定舍生取义的决心，对叛徒始终拒绝与他们商谈任何政治条件。”

蒋当时的处境，如入虎穴狼窝，九死一生。他知道自己生还的机会很小。

十二月二十日，叛乱发生后第八天，宋子文到西安见到蒋。蒋给全体国民、妻子和两个儿子分别写下遗嘱。

他希望美龄对经国、纬国能视如己出，也要儿子们听从孝顺后母；并要子文向美龄传话，千万莫来西安。

他告诉宋子文：“此时非迅速进兵，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。”还向宋亲示进兵方略，让他转告中央。蒋说：“吾人作事，应完全为公而不可徇私，如其速将西安包围，则余虽危亦安，即牺牲亦瞑目矣。”（《西安半月记》）

在对国民的遗嘱中，蒋说：“中正不能为国自重，行居轻简，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。今事至此，上无以对党国，下无以对人民，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，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。我死之后，中华正气乃得不死，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。”

面对蒋公视死如归，他们黔驴技穷，张、杨骑虎难下，国军讨伐，如箭在弦。

十六日，惊慌失措的张学良向蒋报告中央空军对渭南、华县等地要塞开始轰炸。蒋甚感安慰，日记云：“知中央戡乱定变，主持有人，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。”

宋美龄不同意军事解决西安事变，事变后第二天，她就委托私人顾问、澳大利亚人端纳飞往西安面见张学良，寻求妥善解决的办法。

为了和平方案，美龄与部分国民党高官意见相左，但很难阻止军事行动。

有人甚至责怪她是救夫心切、妇人之见。美龄不为所动，为争取和平，救蒋介石领导抗战，她决意亲往西安，与夫君共生死。

蒋介石与妻子宋美龄合影

无论是蒋公的同盟还是政敌，大家都知道，没有蒋，中国将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局，内战蜂起，垂手得利的当然是日本。

红军当时还远未成气候，日本全面入侵，如果没有蒋领导，其他也只能选择当汉奸或亡国奴，绝无抗日的能力。宋美龄坚信蒋能够渡过这一难。

蒋得到神的护佑，闯过死关：“吾夫言曰：‘余虽屡嘱君千万勿来西安，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。今晨余读圣经，适阅及：‘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，将令女子护卫男子’句，今君果来此。’我夫历述被劫之经过，并称在劫持中，决不作任何承诺，因要求我勿以签订某种文件相劝。余告之曰：‘余本视国家福利重于吾夫之安全，幸勿虑我有强劝吾夫屈服之举。’”（《宋美龄自述：西安事变回忆录》）

蒋宁死也不妥协，“二十二日，蒋夫人突然来到西安，我见面第一句话告诉她说：‘十日来叛徒每日用各种手段，只要求我在其条件上签字，就可以送我回京。你来共患难，是为公而非为私，一切须以国家为重。如有叛徒以任何条件，托为转劝，必严厉拒绝。我们宁死，亦不可答应。’蒋夫人此行下了决心，她回答我道，她重视我的人格，甚于我的生命，他决不劝我有违背素志的行为，她只愿与我同生死。”（《苏俄在中国》）

宋美龄到西安后，劝蒋“宁抗日勿死敌手”。宋氏兄妹代表蒋向张学良及中G作出了让步，停止剿G，改编赤F，纳入国民革命军，在蒋委员长统帅下，准备抗日。

张学良西安事变后，自己负荆请罪，由西安飞往南京途中写告别信，文中表示宁可自尽，而能让别人的事情成功。

文件第一部分的大意如下：“余诚意救国，到现在反成为误国。平生以信义自诩，不期有今日。余最痛心者，为日本小鬼所快意。余不愿见亡国之事，愿自了，而使他事好了，并盼当国诸公良心上加以醒觉。介公方面，余已再三陈之矣。想介公聪慧过人，乞再察良言，良为三叩首矣。”

张学良叮嘱家人部分概略转述如下：“兄（父）生性直鲁，救国有心，为事之计，西北端起，非余所初计。余只身来京，期了去，以救国家身，勿日本帝国主义所快，不期有今日，余不愿留求一身，而使事变，更生枝节，余虽不杀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，余当负其责也，愿张氏子孙为国为家，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，愿世世勿忘，传弟、妹、子、侄、女、甥、儿全体。”（《飞机驾驶员海岚‧里昂所收藏的有关西安事变的重要私人档案》）

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，蒋伉俪由张学良陪同登机离开西安。次日回南京。委员长英雄凯旋，南京民众欣喜若狂，爆竹震天，全国上下万众欢腾。

1936年12月，西安事变后，蒋介石和宋美龄返回南京，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接机。

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《张学良和中国》中说：“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……拜西安事变之赐，得以甦生、发展而取得天下。”这是事实。

从另一方面看，蒋逢凶化吉，也是中国不幸中之大幸。神护佑他闯过死关。在日本全面入侵时，以必死之气概、超人之远见，领导中国打赢了卫国战争。

张学良劫持领袖，兵变逼宫，实属死罪。但他负荆请罪，自首归案，对局势已无大碍。他在东北易帜、中原大战时的功劳，使蒋怀有恻隐之心，赦他不死。蒋厚待张学良，并吩咐张学良多读书。

张学良日后悼蒋所书，两人“关怀之殷，情同骨肉；政见之争，宛若仇雠”。

蒋在一九三七年的证道词中说：“事变既平，叛首自知为鲁莽灭裂，贻祸国家之举动，深为惶恐。然余遵主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，应予以自新之机。”（《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》，一九三七）

根据前美国外交官陶涵（Jay Taylor）着《蒋与现代中国》（林添贵译）陈述，“周从延安回报时，毛简直不敢相信，蒋只是出言保证说会停止内战。他担心几天前似乎落入掌中的这位大敌，现在已不受控要大举迅速、残酷的报复。周说，蒋‘可能不会食言’。他以调侃的口吻说：蒋自命为英雄人物，会言出必行，虽然周认为这种品格是虚荣心。毛想起自己从前也是这样讽刺蒋的天真，毛认为，蒋就像阿Q一样，对自己的美德和真诚以及中国的传统充满幻想，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这一点天真。他们表面上对委员长毕恭毕敬，但内心里却静待时机。”

陶涵却认为，“蒋的确没有公开承诺任何条件，大可迅速调集大军包围延安。在陕北的三个红军兵力只有五万人左右；其中只有两万九千六百五十人有枪，而且他们没有空军。蒋氏统领大军两百零二万九千人，其中三十万人受德式训练，有八万人更是配备德制武器。此外，他拥有三百一十四架军机，六百多名战斗机飞行员。甚且，斯诺说‘他安全脱险后全民拥护的声势极大，证实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，远胜于中国现代史上任何一位领袖。’以民意而言，这是发动攻击的最佳时刻。”

“但是，蒋果如周预见，他信守承诺、停止内战。甚且，还开始每月拨款二三十万元给他们部队。”“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为统一战线背书，重申必须反G到底。不少中央委员依然相信和日本合作而非和他们合作，才是恢复中国主权的道路。但是蒋执意要做，下令对西北红军根据地开放贸易，部分恢复邮电服务。”

蒋因为相信他们也是中国人，也会爱国，拿出诚意对待：

“当时实在相信他们是有悔祸归诚、共同御侮的诚意。而且我讨伐匪军的宗旨，一向认为是中国人，终必爱中国。只要政府加以相当制裁，不难使其就范听命；只要他放弃武装暴动，自可与其他政党一样通力合作，为革命救国来努力。所以自十九年剿匪开始，直到二十五年为止，我对他们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。我认为他们这次共赴国难的宣言，就是我们政府精诚感召的实效。当时一般爱国有识的人士，都相信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，也就是民族抗战胜利的朕兆。

“不料他们此后的行动，完全与他的诺言相反。这固然是我自信太过，卒至重大的挫败，亦可证明他们毕竟是。。。。这一事实的严重教训，虽对于我个人是一种无比的耻辱，而对于今日自由世界反G斗争，却不无贡献的价值。”（《苏俄在中国》）

”他们为示“守信”，停止新的没收土地做法，但早先占走的土地则不予归还；停止反国民党的宣传；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。斯诺观察到，这些改变“并未影响他们的基本理论、方案或自主地位”。蒋氏对这一切全都心里有数。

（未完，待续。。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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